1高层对国家经济有冷静思考

　　中国7月份的CPI增幅近日在各机构已经发布的报告中均被认为将从6月的7.1%继续下降至7%以下。不过，也有预测说，虽然7月CPI可能降至6.5％左右，但PPI可能会涨至10％左右。两三个月后PPI的压力可能会传导到CPI上，造成反弹。

　　所以，国际舆论普遍称赞胡锦涛主席近日在对众多外媒发表谈话时泼奥运经济冷水是对中国经济很冷静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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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北京奥运盛会在北半球初秋夜晚的绚丽歌舞和灿烂焰火中欢腾展开，也在中国厚重的历史中留下一个时代的辉煌坐标，中国人百年夙愿和梦想终于实现。而对于当下处在最非常时刻的中国经济而言，奥运之后的时代是否也意味着会发生一种微妙的改变？这种改变是否会使不断开放的中国经济能有一个更加自信、更加强势的未来？无论官方还是民众，所有那些乐见北京奥运会顺利成功举办的人们，都期待这个问题有肯定的答案，期待着奥运加速一个更新、更繁荣富强的中国出现。

　　当我们所有的中国人，所有的华人，当我们的潜能、我们的积极性、我们的自尊心和自豪感，因为奥运而被激活了。因为我们是经历30年改革开放的要向世界展示自己正迈向现代化国家的一个伟大民族。

　　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要有更灿烂的未来。很多人都曾在各种各样的时期对奥运之后的中国经济做过各种各样的揣测，例如楼市怎样，股市如何等等。

　　历史的长河总是不断地延续，不过因为北京奥运，中国历史也出现了一个我们不想看到的转折点。

　　2008年对于中国人民来讲，痛苦的记忆可能多过了喜悦的记忆。年初的南方冰雪灾害，5月份的汶川地震，我们的伤痛至今尚未恢复，就在北京奥运会举行前几天，四川又发生6.1级的余震。

　　而国际经济形势的风起云涌，以及海内外社会各种考验纷至沓来，都使北京奥运会顺利举办的时代意义超越了其本身。使其变成更像是一个新的博弈，这个博弈不是在北京奥运的赛场上，而是在赛场之外。

　　中国国家体育场那巨大的鸟巢形建筑风格的整体印象，其表面紊乱，其不对称、不规则，更像是一个正艰难转身的中国形象，乱中有序里，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平衡的状态。中国继续改革开放是不归路，中国经济的转型，则与国际经济风云变幻息息相关。

　　但奥运之后中国经济如何挺过艰难到达新的高点？这是所有人最关注的问题。

　　2中央政策走向有微妙变化

　　人们普遍注意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最近在党报上发表的谈话。因为刘鹤的高层财经决策班子副主管的权威身份，他的谈话被认为是详尽而具体地阐明了最高决策层在奥运举行前夕，就当前经济形势和宏观政策所要对外界表达的最新意见。刘鹤的一句“没必要再加大调控力度”，更是很微妙地反映了当前中央经济政策的新走向及其动因。

　　虽然官方认为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是近年来宏观调控的预期结果，是防止经济过热的成绩，人们却也担心在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因素仍未消除之时，在中国前期的各项宏观紧缩效应尚未完全显现之际，经济增长速度过快下降可能导致较大风险。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就表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受国内外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将沿着一个下行的曲线行进。

　　而以反通胀为目标的过于紧缩的宏观政策，将使国内严重不足的内需进一步萎缩，也将使国内民众过度承担世界经济调整的成本。财政部财政科研所副所长刘尚希因此预料说，未来几年中国消费市场不太乐观，消费力可能比较低。收入分配如果没有改善，居民消费能力的扩大是很难的。与此同时，中国大量中小企业受到过度伤害后，将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中国经济活力，影响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有关调查表明，广东、江浙地区的大量民营企业亏损、经营困难。而通胀压力已是降低普通民众生活水平的重要因素，不利于国家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为解脱国家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困境，政府今年以来采取了种种调控举措，但调控预期并未完全如愿实现。而中央高官在对长三角、珠三角、华北、东北等地的调研之后蓦然发现，近忧远虑已日益严重。经济降温已成事实，通胀高企未见穷期，国家经济正进入一个新的复杂的发展环境，正面临着重要而艰难的政策选择。

　　 但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必要条件究竟是什么？CPI居高不下、出口增速下滑、企业陷入困境、财政收入减少、资本市场低迷等等难题如何化解？从紧的宏观政策是进是退？——中南海一连三会，正是决心要为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一系列难题找出应对之策。

　　而政府强调要仔细分析国内外经济环境的新变化、新问题；强调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要增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灵活性；强调要把握好宏观调控的重点、节奏和力度，但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究竟如何解决？推动国家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的力量究竟来自哪里？

　　面对微观经济各层面日益恶化的生存状况，以及金融各领域所面临的潜在危机，面对增长之痛，通胀之忧，权衡利弊，作出调整当是应有之义。但历史的经验证明，宏调思路应着眼未来，应有长远视角。

　　这不仅要求对金融体制做进一步改革，对金融市场化体系加快完善，还要对整个国家经济的运行机制实行优化。这无疑是艰难的，然而我们可能已别无选择。

　　对现行政策做现实的局部调整，并与长期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相结合，使其制度化、规范化，惟此才能避免调控政策被动追随在复杂变化的局势后面。放眼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这个问题实在尤为重要。

　　刘鹤说：“横向比较，中国经济发展势头当属最好。历史地看，经济运行本身有周期性和结构性变化特征，低成本、高增长的阶段已过去，经济结构调整是客观大趋势。”这应是在表明，最高决策者对中国经济的现状和未来趋势的判断是充满自信的，冷静而清晰。

　　面对客观大趋势，既然宏调政策力度已基本到位，接下来就应创造一个良好、透明的外部环境，使企业按照市场信号主动调整；就应稳定预期，使全社会预见到环境的特点，使微观主体从容起来，确保“平稳较快”的大势；也应冷静观察，在世界各国都面临经济困局，都急于寻找对策的情势下，更要审慎应对，而不是轻易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