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珠江三角洲企业调查观察到的现象是，在未来的2到3年间，“综合成本上升”情况仍将持续，因此，如何应对未来也许更为猛烈的“成本冲击”，可能是地方政府以至于中央政府都应考虑的预案

　　近两年来，在我国，企业的“综合成本”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企业综合成本上升

　　从直观的角度看，“综合成本”的变化可分为“硬成本”和“软成本”两个方面。“硬成本”是指由劳动力、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成本构成，“软成本”指由于外部因素或者是政策变化而带来的成本。“硬成本”和“软成本”加在一起，是十个方面，它们是：劳动力工资上涨；土地租金上涨；原材料价格上涨；紧缩货币政策后利息成本上涨；人民币升值后的汇率成本上涨；统一内外资所得税率的“两税合一”政策，企业“两税合一”后的基本税率为25%；《劳动合同法》实施，要求与员工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以及提高加班工资；出口退税率下降（2007年7月1日起国家开始实施新的出口退税率政策，共涉及2831项商品）；加工贸易政策变化（2007年7月国家出台44号公告，新增目录1853个税号，保证金台账由空转变为实转）；政府强制性实行节能减排政策，环境保护的成本提高。这十个方面都可能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成本和利润。

　　我认为，生产要素等“硬成本”的变化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可看成是企业成本变化中的“内生变量”，而由于外部因素或者是政策变化而引起的企业成本变化可看成是企业成本变化中的“外生变量”。当成本变化中的“外生变量”发生急剧变动、足以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产生巨大影响时，我们称之为“成本冲击”。如同“价格冲击”一样，“成本冲击”如果处理得不好，就可能给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从而影响到宏观经济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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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冲击”对不同地区不同企业的影响是不同的。依照我们现在的观察，“成本冲击”对我国沿海地区影响要大于内陆地区；“成本冲击”对高度外向的经济体影响要大于对内源经济体的影响；“成本冲击”对外资企业的影响要大于对内资企业的影响；“成本冲击”对加工贸易企业的影响要大于对一般贸易企业的影响。

　　“成本冲击”给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既可能影响到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也可能影响到就业，在这里，我要重点讨论的是，“成本冲击”对我国沿海地区产业升级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成本冲击对产业升级的负面影响

　　国际经验表明，产业的升级、转型有几种类型：一是技术创新演进的产业升级；二是制度变迁诱导的产业升级；三是成本推动的产业升级。成本推动的产业升级，既可以看成是市场自然演进的过程，也可看成是政府干预市场的结果。

　　我们观察到，在全球各国或地区的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的进程中，都可能在某一特定时期出现这种“成本上升”的时期，这个时期就是产业结构变动最为频繁的时期。比如，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香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和中叶就出现过，还有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都有过这种经验。

　　一般而言，按照市场自然演进的过程，成本上升可能对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影响是正面的，通过成本上升迫使一个城市或一个区域加快产业的转移和产业升级，促进经济体系的可持续增长，从而增强竞争力。用通俗的话说，叫“腾笼换鸟”。这种情形在国外或者在国内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可以找到相关的成功案例。

　　但是，当“成本上升”演变为“成本冲击”时，也可能出现另外一种情形，即导致产业升级受阻，出现产业空心化甚至于产业消亡。在这种情况下，“腾笼换鸟”就有可能出现——“鸟”可能死了，也可能飞跑了，“笼子”是腾出来了，但却换不来别的“鸟”。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就意味着产业升级与产业转型是不成功的。这种情况在国际上也有过相当多的案例。

　　我认为，近几年来，由于成本上升而推动的我国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出现了良好势头。但从去年开始，在人民币升值加快、原材料价格大幅度涨价，以及一系列的政策调整等外部因素交叉作用下，我国企业已经出现了“成本冲击”的现象。因此，我们认为，政策应密切关注这种“成本冲击”可能给我国沿海地区产业升级和产业转型带来的负面影响。

　　以珠江三角洲为例。从深圳和东莞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去年劳动密集型企业综合成本的上升在10%~20%左右，今年可能仍要上升15%~25%。据企业反映，综合成本的上升很大一块来自政策的调整和国际市场的变化（特别是原材料的涨价），这可以看成是一次“成本冲击”事件。企业应对“成本冲击”有五种反应：一是企业关门倒闭；二是未倒闭但处于半停工状态；三是企业外迁；四是企业未外迁但订单已转移到别的生产基地；五是企业的就地转型升级。我们当然期待第五种情况的出现。但实际上，前面四种情况已经开始大量出现。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如果出现大规模的倒闭、停工、外迁，就有可能出现产业空心化，这也就意味着，产业的升级没有出现，产业的“消亡”倒出现了。

　　我们注意到，虽然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政策、支持、帮助来实施这种产业转移和升级，以减低“成本冲击”给企业和社会带来的阵痛，但应引起高度重视的是，地方政府的行为可能只能延缓“成本冲击”的趋势，根本性地解决问题还要依赖于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

　　同时，我们对珠江三角洲企业调查所观察到的现象是，在未来的2到3年间，“综合成本上升”情况仍将持续，因此，如何应对未来也许更为猛烈的“成本冲击”，可能是地方政府以至于中央政府都应考虑的预案。其中能做的一件事情是，最近两年政策出台不能过于密集，要注意“节奏的把握”，注意“度的把握”。因为有利于促进产业升级的“成本上升”与“成本冲击”的差异，主要是成本在短期内上升的幅度的大小；在国际市场成本冲击发生时，政府要出台措施帮助企业加以抵御；或者，在出台会导致企业成本提高的政策的同时，要考虑配套实施一些有利于缓解企业压力的制度改革与政策调整。

　　［作者为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