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100多户家庭放弃了到手的公共福利，放弃了廉租房。南方都市报深圳时评先后刊发《住房保障制度存缺憾政策检讨可借鉴香港》和《公共政策多听民意才能少走弯路》两篇评论。建立制度是为根本，借鉴先进、成熟的经验和做法固然可取，倾听民意是为公共政策和公共行为之要求。但在笔者看来，此一事件的背后，应有更为值得探讨的背景问题，即公共政策的“公共性”问题。具体地说：“公共性”的边界是什么？公共政策的目的是什么？如何体现公共政策的公共性？

　　首先是公共政策的公共性边界问题。泛泛而谈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公共性”，难免会有看法上的差异。因此，首要的一点就是要明确“公共”住房的“公共性”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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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行为有其特定的目的和要求。在“公共”住房一事上，政府的目的是什么？有什么具体要求？市民有模糊认识并不奇怪，原因在于政策本身的界定和解释就是模糊不清的。因此，需要政府重新认识“公共”住房的公共性性质和特征。它是全免费产品？半免费产品？付费产品？如果是免费产品，意味着政府不收取任何租金，免费提供。如果是半付费和付费产品，则需要一套科学、合理的收费制度体系。这套体系要考虑居民（即承租人）支付能力、政府的财政支付能力，还要参考市场的行情。

　　其次是政府行为的成本和效益问题。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要付出成本，要占用财政资金。还要考虑效益问题，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公共住房来讲，尤其要注重社会效益。公共政策的“公共性”要求注重社会效益而非经济效益，这是政府的责任所致。

　　最后，政府行为不能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在租金的问题上，也不能脱离实际，要了解市场行情，结合房屋位置、面积、配套设施、生活环境等因素，制订出真正体现“公共性”的廉租房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