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月份物价指数回落至7.1%宏调初见成效时，中央高层和经济学界也注意到GDP增长有减缓的趋势。货币政策是否作为宏观调控的唯一法宝？部分学者对此提出质疑。

　　“单一货币、信贷紧缩政策应改为货币、财政、税收相配套的政策”，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上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李稻葵的观点更为形象，“光靠从紧的防御性货币政策是打不赢仗的，还需要进攻。进攻是什么？也就是采取各种措施来化解企业成本上升所带来的后果，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在我看来，供给方的事情更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他表示，财税改革将成为未来改革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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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通胀成效有一定效果，但根源未除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你觉得在目前的政策使用下，也就是在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治理通货膨胀的效果怎样？

　　赵锡军：效果肯定是有的，但目前央行的紧缩政策只能说覆盖部分问题。最主要的是通货膨胀根源没有消除，美国的货币政策没有变化，未来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也不会发生变化。最近美联储和财政部向两个房地产企业补充流动性，非常令人吃惊，这也表明美国的形势很严峻，美元还会持续贬值。所以只要根源不消除，全球流动性会持续泛滥，而中国发展情况相对比较好，国际投机资本会源源而来。我们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对控制市场上过多的流动性会有一定作用。另一方面，由于美元的持续下跌，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还会上涨，当然我们通过人民币升值、减关税会起一定作用，但不能完全冲抵涨价的因素。因此我说我们的货币政策只覆盖一个半因素。另外，像产业升级转型换代带来的企业成本上升，货币政策在这方面完全不能发挥作用。

　　刘煜辉：对于治理通货膨胀的问题，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通胀造成的原因是什么。我国的通胀主要是今年经济失衡和外部冲击诱发下出现的。因此从本源上分析，很难通过自己货币的紧缩来解决结构性的矛盾。实际上是整个经济体价格扭曲造成的。

　　中国2002年加入世贸后，这种扭曲有被抛向全球化的浪潮，中国和世界的影响是相互的。由于要素价格的扭曲，大量的资本、产业开始向中国转移。也是在这五年内，中国的产能出现了急剧的扩张。这种产能的扩张中，中国对全球的资源需求，包括铁矿石、能源等开始急剧增加，而世界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也使得中国对资源的需求扩张逐步发展为全球对资源胃口的不断增加，进一步导致了资源供求失衡。

　　因此，中国通过货币紧缩政策，效果不是很大。而且紧缩必然给中国经济带来很大的伤害。特别是以前的投资下去后，已经形成产能了。如果强行紧缩，必然出现大量的投资项目被挤垮，付出的代价是经济增长滑坡。

　　国家习惯于总需求管理

　　南都：为什么现在我们国家的货币增长量比较快？

　　李稻葵：原因很简单，这是因为国际上出现了比较大的经济和金融的波动，导致大量外汇进入中国市场。而大部分人都认为人民币会升值，因此不需要美元、欧元，都需要结汇，于是倒逼着人民银行拿出相应的人民币来结汇。这就是我们现在货币发行量比较多、增长比较快的一个基本原因。

　　这就是外汇增多之后对货币总需求产生的冲击。对于这个后果，政策推出紧缩型的货币政策，采用各种措施，比如要求各家银行减少贷款额度，留出更多的存款作为存款准备金；多次连续提高贷款利息等等。这就叫总需求管理，当你的总需求增加之后，政府要收紧银根。这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宏观经济管理措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政府反复在用这个政策来控制总需求。

　　我个人的观察是，国家习惯于总需求管理。改革开放二三十年以来，我们最主要的矛盾确实是总需求管理，是压制总需求，最主要办法是货币和信贷。这是大家十分熟悉的，用起来轻车熟路。这个也不需要批判。而从客观上讲，这次面临的情况不一样了，既有总需求膨胀的压力，更有总供给受到冲击的影响。防守是防止不要出现两位数通货膨胀，但是光防守是不行的，光防守是打不赢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