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中国货币政策更关心反通货膨胀
2008年05月10日17:12 来源: 和讯网  


  和讯消息 首届“陆家嘴(600663行情,股吧)论坛”于5月9日至10日在上海举行,国际金融界高层云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先生在第四阶段会议——“全球金融市场的新展望”上发表演讲,以下为部分演讲实录:

  周小川: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嘉宾,早上好。很高兴利用陆家嘴论坛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进行交流。

  我们也很想通过陆家嘴论坛这样一种形式不断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从中央银行的角度来讲,肯定大家都希望我们说一说宏观经济形势和货币政策。我也想,论坛一般是大家沟通、交流、研究、讨论的机会,也不是什么发布新政策、形势报告的一个合适的场所。因此在货币政策下我想讲什么内容呢?我想讲当前由于全球化的迅速进展,使得货币政策制定的背景和条件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全球相互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互动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可忽视。在这之后当然我也会想谈一下和次贷有关的金融稳定方面的问题,和发展金融市场方面的问题。当然也得看时间的情况了。

  首先,我们从传统的教科书和过去的国际经验来看,多数情况下我们都说货币政策是一个国家自己独立执行的货币政策,有些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搞得好,有的搞得不好,所以各个国家的就业率、通货膨胀等等都不一样,相互之间的影响也都不是很大。但是我们说,最近几十年来,特别是新的世纪以来,我们看到全球化在迅速进展,国际贸易发展非常快,就连中国这么样的一个大国经济,过去大家都认为大国经济,对外贸易占GDP的比重不会太高。但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也已经有对外贸易和GDP相比到达了百分之六七十这样的比重。另外资本流动也是多种多样,也非常活跃。再此外,还有很多相互影响的渠道。因此首先我们会看到过去古典的货币政策的许多方面,不论从理论也好、经验也好,到现在都不太好用了。一个国家的利率政策,特别是大国的利率政策,比如说美元的利率政策,可能对全球各个方面都产生影响,而且也产生牵制性的作用。首先我们说这个条件跟以前大不一样了,所以我是想大家在讨论货币政策的时候,可能需要注意看看我们现在的分析框架需要跟以前作出哪些区别。

  另外,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是和最近一二十年来所形成的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有关系的。流动性过剩已经不是单独哪个国家的问题了,而很可能是全球性的问题。尽管各个国家外汇制度、汇率制度可能还是有不一样,但是流动性在本次次贷危机以前是呈现一个比较全面的在许多国家都看到的有一种过剩的局面。因此它会推动物价的变化,特别是初级商品价格的变化,以及投资的高涨,房地产价格的变化等等。

  尽管说在次贷危机以后,出现了现在有流动性紧缩的情况,这种情况大家也都看到,它是由于金融机构之间相互信任程度的减弱,导致一方面有了流动性的囤积,另外一方面市场上又出现流动性短缺。但是这是不是本质上的流动性短缺显然也是有疑问的。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对中国有哪些影响是很值得研究的。对中国有哪些影响,中国能不能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能够不受或者少受这些影响。这些都是非常值得讨论的。

  第三个,我想在这里讲一下,货币政策目标的重点,目前在全球并不完全一致,也就是以美国、英国,大概看起来目前主要是通过货币财政政策的配合,来迅速地制止财政赤字的蔓延、经济恐慌的发生,和经济可能发生的衰退。另外一方面,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在内货币政策更加关心的问题是反通货膨胀,因为特别是从去年以来,在很多新兴市场国家,也包括一部分发达国家在内,通货膨胀的苗头都在上升。而且势头似乎来的也很猛,特别是伴随着初级产品市场价格高企,注意到现在油价已经在110美元到120美元之间,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更关心的是通货膨胀目标。

  这两个目标,加上全球化条件下的相互影响,是不太一致的,是有冲突的。比如说你在防止经济衰退的做法,同时你的货币政策又对全球其他地方也都产生影响,而其他地方更加关注的可能是通货膨胀,抑制通货膨胀需要一些像中国说的叫从紧的货币政策或者说其他收缩性的政策。我想这个也是当前宏观经济的一个特点。

  第四个方面,在货币政策诸多政策目标之间,还是需要有所平衡、有所取舍,有些方面是有矛盾的。刚才已经看出来,从全球情况下货币政策针对的重点是有矛盾的,或者是不一致的,就一国内部来讲也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可能考虑经济增长、就业、国际收支平衡、通货膨胀、金融机构的健康和金融市场的发展,所有这些目标并不是都能一致起来。经常是非常为难的,没有包治百病的药方,最后就是取舍,哪个好取哪个,谁都希望有一个包治百病的药方,但是实际上没有。

  在中国来讲,当前宏观经济有一个问题,昨天王岐山副总理在这里讲话的时候也都强调过了,我们要进行经济结构政策的转变,要落实科学发展观,经济发展方式要从粗放型发展转为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增长。他强调了要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内需。与此同时,我们面临的消费物价指数过高的状况,我们一方面政策鼓励增加供给、特别是农产品供给方面,我认为这都是非常正确的。另一方面我们也提出要控制过度的需求,过度的需求对消费物价指数有影响。所以一方面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求扩大消费需求,而另外一方面防止物价上涨又说要控制过度的需求,这个目标怎么能够实现呢?所以可能需要做更多的、具体的研究分析。

  我们看到这些政策实际上相互之间是会有一些内在矛盾。一种就是我们通过结构的办法来做出取舍,一种是在目标上做出取舍。我个人也想在这里提醒一下,在结构上做出取舍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们也可以找出一种结构,这种结构总体上来讲,我们还是实现了鼓励消费的增长,降低家庭的储蓄率。与此同时,增加的这一部分消费需求又没有过多压在食品方面。是不是有这种结构性政策的可能性呢?因此我觉得还是需要我们开动脑筋去研究的。因为如果我们说增加的消费大部分都压在食品方面了,确实对我们面临的以食品为出发的高的消费物价指数变成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能不能解开这个题目呢?需要在结构上下一些工夫。

  总之我第一个部分想讲的就是,研究和讨论宏观经济形势和货币政策,希望大家更多地能够注意一些货币政策所处的背景、条件,还有国际方面的影响。这些方面发生的变化,可能过去我们用古典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是不充分的。

  第二个问题,我想说一下关于金融稳定。因为在当前全球次贷危机的情况下,开任何研讨会可能都离不开次贷危机。我想说的第一点,解决危机有很多临时性措施,甚至有些时候是眼花缭乱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最根本的一条,要尽可能保持金融机构的健康。金融机构不健康的话,总是一些最脆弱的金融机构在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就先出现问题,他们出现问题再继续拖累其他金融机构,所以我们也看到在这次危机过程中,先是看到“北岩”银行,我们不幸也看到了“贝尔斯登”。所以尽量保持金融机构的健康。我想我们党中央、国务院,从上一届政府五年到这一届政府五年都非常强调金融机构、特别是金融机构的改革。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改革了几大国有商业银行,然后有很多保险公司、证券公司都在朝着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来进行改革,使得它们都比以前健康多了。这一条大大减小了中国的金融风险,这一条是很重要的。改革也是和开放联系在一起的,通过改革、通过开放,使金融不断走向健康。这里面包括会计准则、公司治理准则、包括信息披露准则等等。这些都是非常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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